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大国崛起时“国强必霸”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实惠并成为国际共识，充分彰显了中国智慧、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的国际公信力。

　　6年多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在内政外交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疾风劲草，大浪淘沙，显示了真理的强大力量。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欧盟总部，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观点。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阐述中国对世界文明传播与发展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他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挑战和风险层出不穷。中国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呼吁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重申了中国对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定立场。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呼吁“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值得欣喜的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必将增强亚洲文化自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良好开端，产生更大的国际说服力。

　　首先，这一理念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多数国家人民要求改变持续300多年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渴求平等生存权发展权的强烈愿望。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是资本利用人类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力量来实现自身增殖，由此进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16、17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以奴隶贸易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为主，18、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和殖民战争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殖民国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剥削形式，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矛盾激化的极端表现。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后，以胜利者自居的少数西方国家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在遏制战略、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策略的促动下，世界局部性动荡加剧，文明冲突论似乎正在得到验证。著名的“阿拉伯之春”以后，中东出现混乱局面，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忽视历史基础强推民主的西方战略换回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回归。全球层面的问题也日益尖锐，保护主义抬头，美国“退群”恶化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日益突出。2016年以来欧洲陷入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兴起、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等政治问题旋涡，巴以冲突、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伊斯兰国”恐怖行动、全球气候治理等问题有恶化趋向，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似乎失去了方向，陷入了发展危机和精神危机。平心而论，人们不是缺乏消除战争和贫困的手段，而是缺乏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命运认知的道德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有足够手段遏制战争、消除不平等，推进积极发展，如果世界仍然延续冷战思维和对立冲突模式，根源一定是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存在严重弊端。时代发展亟需纠正这一弊端，消除隔阂、偏见与仇视，推进全球和平和谐发展。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阐明了人类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一基本前提下才能实现良性互动，超越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为新世纪全球化交往开辟了新的思路，找到了新的方法。过去的300多年里，基于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了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也形成了为之辩护的文明观和进步观。殖民主义者认为其他民族都是劣质的、无知的、蒙昧的、落后的，而教化野蛮和落后民族是“白人的责任”。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在19世纪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支撑下，这一观点在西方影响极大。处于发展弱势的民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文化怀疑和文化自卑感，学习西方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助涨了西方中心论的扩张。二战结束后，西方文化价值的扩张伴随着冷战格局的对峙进一步增强，美国智囊人物摩根索认为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冷战结束后，西方继续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从意识形态、道德标准、生活方式等方面向特定国家展开全面渗透。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认为，两极对立冲突将要被以文明为基础的冲突所取代，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大体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身份认同的差别、尤其宗教差异是冲突的潜在根源。亨廷顿固然有所预见，但是在科技手段如此发达、经济全球化如此密不可分的今天，“世界历史”的内涵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难道人类在文明的差异面前只有均势对抗或者强势改造这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时代需要新思维新理念和新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融合了东西方智慧，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引。他认为人类文明本身是多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不应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在平等协商互动中交流，文明自然会在这一过程中扬长避短，向前发展。这一理念把文明的交流互鉴与扬弃视为一种自然过程，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表达了人类反对强权政治追求共建共赢共享的时代呼声。

　　再次，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道义担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实现复兴并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多元，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必将走入死胡同。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必将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倡议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就是中国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共建共赢共享的建设性举动。截至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了缩小发展差距、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必将深刻影响人类价值观，使共存共享、求同存异的思想发扬光大。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为改变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中国人民信奉“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成功使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洞朗问题等周边热点问题沿着和平商议的轨道寻求解决之策，维护了南海周边地区这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以实际行动阐释了国家之间平等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理念，堪为国际上秉持大道之行言行一致的典范。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担当大国责任，发挥中华民族的悠久智慧，自强不息，诚至金开，一定会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