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清政府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自此，确立了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活佛的转世需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得到认可。金瓶掣签也由此成为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定制，十四世达赖喇嘛却一再矢口否认，最近，在其发表的“转世声明”中又声称，“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事实果然如此吗？

　　非也！熟悉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之前，转世活佛的认定存在着种种弊端。营私舞弊、任意妄指、贿赂护法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宗教大权。更有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

　　正是因为种种弊端的存在，乾隆皇帝才决心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必要的整顿。这在章程里也表述得非常清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金瓶掣签制度避免了在转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等现象，体现了佛断神圣、公正无私的宗教理念，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因而深得民心。它绝不是像达赖所说的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是清政府为了规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秩序，保护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维护西藏地区稳定，体现中央权威的一项举措。并且，经过实践证明，它是行之有效，并为大家所接受的。

　　虽然中央政府规定活佛转世要经过金瓶掣签，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免予掣签的事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免予掣签并不等于否定了中央的权威和认定活佛的权力。因为，免予掣签也是需要西藏地方上报中央政府批准的。达赖妄图混淆视听，混淆概念，将免予掣签作为自己分裂西藏与中央关系的口实是站不住脚的。

　　达赖在声明中说自己是没有经过掣签产生的，吴忠信也没有参加自己的坐床典礼，妄图以此来说明所谓西藏的“独立地位”。但是，任凭其巧舌如簧也辩不过铁一般的历史史实。1939年9月17日热振活佛致电吴忠信，郑重表示：“至于灵儿（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编者注）入藏后所有一切应行征认、剃发、坐床等大小典礼，均俟中央代表吴委员长到拉萨时，应如何办理，再当次第呈报。”但是由于情况变化，在吴忠信尚未到达拉萨之前，热振活佛、噶厦分别于11月21日、12月8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呈报灵童拉木顿珠剃发、赠号、受戒事，并择定于次年正月十四日(藏历，公历1940年2月22日)吉日举行坐床典礼。这是由于热振活佛与助理摄政郎堆之间的矛盾激化，热振活佛提出辞职，民众大会为挽留热振而让郎堆辞去助理摄政职位，热振活佛得以掌管大权，为了显示和保住自己寻访灵童的功绩，热振活佛才采取了上述措施，并不是像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为了防止前往拉萨参加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官员入藏之后要求必须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在吴抵达拉萨之后，热振活佛即向吴忠信正式呈递了关于访得拉木顿珠灵异情形并请中央政府免予掣签的报告。这份报告原件为藏文，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内。吴忠信在会晤灵童后，电告国民政府，请求“特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

　　由此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喇嘛虽然被免予掣签，但是这也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热振活佛虽然提前确立了灵童，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他的决定就不可能得到支持，同样，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就无法获得合法的地位，缺乏合法性的支持。所以，十四世达赖以没有经过掣签来证明自己的谬论，完全是混淆了逻辑概念，揣着明白装糊涂。

　　达赖之所以就转世问题发表种种奇谈怪论，破坏活佛转世的历史仪轨和定制，其实质就是要与中央政府争夺达赖转世的认定权和主导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其“藏独”事业培植新的领导人，这是达赖集团为了分裂目的而不惜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最新例证。

　　参考资料：

　　1、《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益多，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http://tibet.cn/news/index/ydzl/201010/t20101013_756187.htm

　　2、《金瓶掣签的由来及其意义》，中国西藏网。

　　http://info.tibet.cn/09zcfj/zzzd/hfzs/201110/t20111012_1144449.htm

　　3、《四问达赖喇嘛》，曹世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9月28日。

　　4、《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廖祖桂 陈庆英 周炜，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

　　5、《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周伟洲，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6、《西藏知识答问：如何评价十四世达赖的“境外转世”、“生前转世”和“终止转世”等主张？》，中国西藏网。http://tibet.cn/zxyj/xzsm/rm/201109/t20110927_11398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