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区和内地间人口的流动是双向流动

　　人口的流动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基本上可分为跨国的流动和国内的流动两大类型，中国亦不例外。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口的流动又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中国拥有13亿人口，自19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以来，人口的正常迁徙和流动的大潮汹涌澎湃，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和大趋势，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大潮中，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藏区与内地间人口的双向流动，即内地人口向青藏高原为主要地理区域的藏区流动（西向流动）；藏区民众从青藏高原向内地的平原和盆地流动（东向流动）。这种双向流动的现象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内地人进入藏区支援边疆建设；藏区民众则进入内地学习和工作。这样的双向流动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藏区与内地间的人口的双向流动不仅数量大增，而且人群也多元多样。这种双向流动的主要特征是：内地人向整个藏区流动，而不仅仅是西藏；藏区民众主要向内地的大都市流动，其主要的目的地是成都和北京。

　　西向的流动人口。1980年代以来进入西藏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民工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在藏区主要从事为藏区民众的衣食住行服务的行业：服务业、建筑业、种植业等。显然，他们到藏区既是为了谋生和赚钱，也为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东向的流动人口。以成都和北京为主要落脚点。成都具有连结西藏和四川藏区的地缘特征，被藏区民众视为“第二故乡”，使之成为西藏和四川的甘孜、阿坝藏区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和全国的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国内外不同的民族和人群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也是藏区民众向往的地方。北京的藏人主要居住在朝阳区和海淀区，但都是小聚居，没有形成像成都那样拥有上万人的藏族城。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的五台山，以及东北和广东等地也有不少来自藏区的流动人口。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文化艺术和宗教行业，许多人从事涉藏职业，这既利于发挥其先天的语言文化优势，较易就业，又便于与同一族群的人一道生活和工作，能较快适应内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

　　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的事实表明，藏族是一个具有很强适应性的民族，他们不仅能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生存和繁衍，而且能够在华北平原和四川盆地以及东南沿海等地生活和工作，并且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在内地生活和工作的藏族，形成“小聚居”，同在家乡藏区一样照常使用藏语文进行交流、工作和学习；同时还自由地信仰藏传佛教，并使藏传佛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新发展，如成都武侯区的民族商品一条街，主要销售藏传佛教用品（法器法物），其顾客不仅有成都的藏族，也有大量成都人和内地各省区的人，北京的雍和宫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山西的五台山等，也是藏传佛教僧人和信众的主要聚会场所。

　　一些西方人和流亡藏人只看到中国内地的人口向藏区的单向流动（西向流动），看不到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东向流动）；更不了解西向与东向双向流动和双向适应这种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和民族关系的新格局。他们的“西藏的语言、宗教信仰、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性面临消亡的危险论”和“汉族人口向藏区流动论”，在藏区和内地间人口双向流动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二、藏区和内地间人口双向流动的前提和动力

　　内地人为什么要向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藏区流动？藏区民众为什么要向炎热潮湿的内地流动？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及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还有其他因素的拉动。

　　就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而言，一是历史传统。早在唐代，藏区和内地就建立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开始到内地的成都和北京等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改革开放后，藏族又加入全国流动人口的大潮，到成都和北京等内地城市打工、经商和学习。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因素，藏区与北京和成都等地之间并没有陌生感。而且，成都人和北京人也都没有明显的排外心理。同时，定居于内地的藏族常住人口（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藏族）对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的影响和拉动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内地对藏区的吸引力和包容力。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不仅是内地大都市的吸引力的结果，也是藏区人口受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向外发展所致。藏区人口流入内地的主要目的是务工、经商、学习、居住和养老。相对而言，像成都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要好些。同时，到成都和北京等内地城市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藏区人，可以“脚踏两只船”：既分享藏区和内地两边的好处，兼顾传统和现代、精神和物质，又能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选择避寒和避暑。三是国家政策的引导。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对藏区扶持优惠的政策，对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拉动作用。同时，流入地政府也制定和实施了有利于藏区人口流动的政策。如成都市就颁布民族工作文件，提出积极帮助外来少数民族调整经济结构，支持他们经商。四是藏区对国家的向心力。藏区人口的流动，既是内地对藏区的吸引力的结果，也是藏区对国家的向心力的表现。藏区人对内地的适应并融入内地社会，不但增强了内地对藏区人口的吸引力，也增强了藏区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同时应当看到，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是藏区对国家的向心力的重要动力。五是藏区人的奋斗精神、适应力和动力。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表明，藏族（尤其是藏区农牧民）不仅具有坚强的奋斗精神，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他们离开青藏高原的城镇、农村和牧区到内地大城市生活、工作和学习，不但克服了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种种困难，还在内地扎下根，逐渐适应了内地的城市生活。总之，由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宗教动力，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信息化时代的便利共同构成的合力，推动了藏区人口向内地流动及藏区与内地间人口的双向流动。 

　　三、藏区和内地间人口双向流动的积极影响

　　第一、人口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增进藏区和内地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扮演着藏族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他们把藏族文化带到内地，客观上起到了向内地传播藏族文化的作用，再通过内地，将藏族文化传播到了国外。内地人进入藏区，也增进了对藏区和藏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有利于藏区和内地不同民族尤其是藏汉民族间的交流、沟通和理解。

　　第二、人口的双向流动有利于藏区和内地各民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动参与。双向流动不仅有利于内地各民族支援藏区的建设，也有利于藏区民众主动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从而增强藏族的适应力，提升藏区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的双向流动有利于藏区和内地各民族平等地共同分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分享的机会和感受看，在内地的藏区人显然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分享国家乃至世界现代化的成果。

　　第四、人口的双向流动有利于藏区和内地民族关系的和睦。藏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藏区与内地间人口双向流动的结果是，藏区与内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这既有利于藏区与内地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利于藏区与内地间各民族的团结和睦。

　　第五、人口的双向流动有利于藏区和内地的社会和谐和国家的繁荣发展。人口的双向流动形成了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增强了藏区与内地、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促进了彼此间的沟通、理解和良性互动，这对于增强藏区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藏区与内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研究员、博士）